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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合碎片,再造宇宙 ——從託卡爾丘克的小説談起
來源:《青年作家》 | 王威廉  2021年03月16日08:30
關鍵詞:託卡爾丘克

人人都説這是一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不禁要問,在過去的年代,信息就不是碎片化的嗎?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説着遠方的事情,他竭盡自己的表達,還是覺得沒能説清遠方,他不斷地補充,還有這個,還有那個,在這樣的時刻,信息難道不是碎片化的嗎?更普遍的情況是,聽者聽的時候覺得有點意思,但回過頭來就忘記了,再也記不清關於遠方的那些支離破碎的描述。這樣一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被徹底遺忘了,也就不存在了。在古代,如何讓信息更好地傳遞呢?通過書寫,信攜帶着巨大的信息,跨越千山萬水的阻隔,把信息釋放給另一個人。但是,信可不是聊天,有一搭沒一搭不行,詞不達意不行,語言粗暴不行,一切都得符合信的文體規範。在這套規範裏邊,稱謂、問候、敍事、議論、問題、安排、結論,再次的問候、囑咐、祝福,形成了修辭學與敍事學的話語體系。信息的碎片被編制在這套體系當中,妥妥當當,毫不突兀。

也就是説,眼下這個所謂信息碎片化的時代,是碎片的信息在技術上得到了極大保存,從而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文化景觀。這意味着這個時代與古代並非全然割裂的,只是由於技術條件的原因,讓我們對於信息的記憶有了保存與延遲。我們還能在如此眾多與密集的信息記憶中獲得對於世界的全景式理解嗎?在我的腦海裏,古典的世界像是長安或羅馬那種森嚴的殿宇,人們能夠在巨大的立柱與迴廊中確立自己的位置;而現代世界猶如詭異的迷宮,在每一個立足點上的華美都令人讚歎,但抬頭望去,卻一片迷茫,沒有路標。

我在這篇文章中打算談談2018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託卡爾丘克的作品。讀託卡爾丘克的小説,讓我對這個時代的碎片的文學性有了新的想法。我最早接觸託卡爾丘克的小説,是在一套叫作《2011 年歐洲最佳小説》的集子裏,裏面有一篇小説的標題特別聳人聽聞:《世界上最醜的女人》。我看了這篇小説,印象深刻,當時記不清楚作者的名字。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我才發現新的諾獎得主就是《世上最醜的女人》的作者。大規模讀託卡爾丘克,是從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怪誕故事集》和《衣櫃》之後開始的。這次閲讀給我的感覺猶如觸電,因為她所展現出來的對文學的探索精神,對我們在這個時代不斷進行寫作探索有一種很深刻的啓發。

《怪誕故事集》裏有一篇小説叫《接縫》,是關於襪子接縫的小事。一位老人突然發現襪子接縫改變了,不再是從前的樣態了,曾經基本上只有一條腳趾處的小縫,而他穿的襪子卻是從腳趾到鬆緊帶有着長長的接縫。由此,他發現了各種細節的改變,比如郵票的形狀,比如杯子有沒有把手,這些細節預示着一個時代的審美變化,也意味着這種改變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卻是重大的。這些對於我們來説經常忽略不計的小細節,她用小説捕捉到了,讓我們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個面相。她對生活的敏鋭觀察以及這種小説藝術的擊打能力,讓人讚歎。託卡爾丘克像是高超的手藝人,用敍事的絲線把細微的信息碎片縫合成了藝術品。

她小説的神祕感便是跟現實細節捆綁在一起的,否則碎片就沒有意義。所謂捆綁,無非是説她可以同時領略神祕與現實。我們知道,小説跟故事不一樣,故事必須是娓娓道來,是有頭有尾的一個事情;但小説遠遠大於故事本身。它憑什麼大於故事本身?它是用不同的敍事方式,來超越故事本身那種凝滯的、緩慢的進程,變成一種快速的東西。比如小説《旅客》,故事極為簡單,可能我們每個人都有過那樣的瞬間:站在窗前,目睹自己日漸成熟、衰老的身形,我們真的會深感恐懼。

我們對於生命內在的那種恐懼感是最普遍的,她就是盯着這樣一個瞬間,把它挖得很深,然後這些細節就像釘子一樣跳出來,我們突然就被它釘傷了。這種“傷痛”意味着我們自己的生存經驗被喚醒了,產生了一種共鳴。我們也在思考,我們為什麼怕這樣的自我?僅僅是因為衰老嗎?我想不完全是。她的小説由此也營造了這種特別神祕、詭異的氣氛,令人深陷其中。

託卡爾丘克寫《旅客》,就是寫人看到了年老自己的那種錯愕。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突然之間在某個鏡面看到自己,對於一個不敏感的人,那個瞬間很快滑過去了,但如果你是一個特別富有文學精神、文學修養的人,在某些特殊的時刻,你會想很多,你會有一種特別的深度支撐着你的人生。託卡爾丘克在獲得諾獎的演講中説:“文學是極少數可能讓我們貼近世界確鑿事實的領域之一,由於它的本質涵蓋了心靈的哲學,也因為它始終關注人物內在的合理性與動機,揭示出他們難以用其他方式向他人展開的體驗。唯有文學能夠讓我們深入其他存在的生命,理解他們的邏輯,分享他們的感情,體驗他們的命運。”人的深度就是不僅理解自我,還理解他人,進而理解全部生命——其他存在的生命。

小説集《衣櫃》中的第一篇小説《衣櫃》還沒有給我太大的衝擊,如果説,要寫一個卡夫卡式的很現代性的小説,取名《衣櫃》的話,你就知道這個人肯定會鑽進去。不出所料,後來這個人果然鑽進了衣櫃裏,然後在衣櫃裏開始了他的生涯。這個對我來説震撼力沒那麼大,讓我震撼的是後兩篇小説,《房號》和《神降》。

託卡爾丘克受過良好的教育,可以得到固定的工作,但她經常去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類似“打工”,這種行為用中國文壇的行話説就是“體驗生活”。她不願意被拘束,去過一種刻板的生活,她通過做不同的工作來積累生活素材,去觀察乃至洞察生活。

《房號》寫了一個女服務員的故事,這個小説的結構很奇怪,按照小標題,是一個一個房號寫下去。它本身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沒有起承轉合。比如服務員到了某個房間,坐下來,靠着這個房間遺存的痕跡,想象曾經住在這裏的日本夫婦是什麼樣的人、美國夫婦是什麼樣的人。這一點特別有意思,特別像考古學家的方式。小説家復原生活的能力是必須要具備的,要像偵探、考古學家那樣,靠着一點點殘留的事物,去推導復原曾經的整個生活場景。

她的這種能力是強大的。這肯定是她本人的一種體驗。她寫日本人的細節特別精彩。一般而言,日本人講究衞生,比較乾淨,所以日本人離開的房間就像沒人住過似的。在牀頭上還留下了小費。但這個小費不是辛苦費,這個小費彷彿是日本人在表達自己的歉意,説我把房間收拾得這麼好,讓你都沒事可幹了。因此,有一種奇怪的幽默在裏面。

託卡爾丘克的獨特風格就體現在這種地方,她不是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恰恰體現了她的跨界能力。主人公去另外一間客房,還想象了美國人夫婦。美國人如果在古代的話,就是羅馬人。這句隱喻太重要了。美國作為現在的全球化帝國,就像古代的羅馬一樣,享受着權力中心的優越感。女服務員覺得她作為一個波蘭人、一個權力邊緣地帶的人,在間接接近帝國的權力中心。這種感觸非常微妙,表明了人類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被權力所塑造。

她藉由簡單的酒店場景,把全球化時代的格局給寫出來了。這讓我特別震驚,在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到的層面實在太豐富了,各種文化與權力的信息都摺疊在裏面了,而她抓住了這種摺疊,把它打開,再摺好。

短篇小説《神降》也體現出她的敏感度。這裏面寫了一個天才程序員如何在計算機裏面實現創世的故事。她有點想“重寫”《聖經》的感覺。而計算機所開創的虛擬空間,不正是一種創世嗎?我們現在同時擁有兩個世界。《神降》這部小説如果跟《萬聖山》放在一起讀的話,會非常意味深長。在《萬聖山》裏她寫了宗教,還寫了克隆人,當這兩者置放在一起的時候,那種張力是極大的。

小説《拜訪》也可以跟上述幾篇一起閲讀。《拜訪》這篇小説情節很簡單,就是敍述者和機器人打交道,這個機器人的情感很豐富。巧妙的是,到最後我們發現這個敍事人本身也是一個機器。“我”累了,同伴把“我”給關閉了。就是説,機器人用“我”這個第一人稱來敍事,就是機器人開始説話了。前幾年我去北京參加一個活動,跟微軟的程序“詩人小冰”打了次“交道”。它是會學習的,比如把徐志摩的詩歌輸入進去,它就會“寫出”很多徐志摩風格的詩歌。它寫了一本詩集《陽光失了我的窗》,已經出版了。當機器人開始寫作,這個世界就變得很瘋狂。寫作是一種主體意志在向這個世界進行意義的表達,當機器人開始寫作,我覺得人類真的有點兒危險了。儘管目前程序還不懂何為詩意,只是人類在訓練它掌握一種奇怪的反常規模式。但這正是機器開始獲得非理性的開始。

託卡爾丘克的小説跟中國還有着奇妙的關係。她的小説裏面有很多中國人存在。她有一篇小説叫《心臟》:主人公患有心臟病,他一直在等待一個健康的心臟來做移植手術。終於,心臟來了,他的心臟被替換了。可沒想到,這個心臟來自遙遠的中國。這時,託卡爾丘克的神祕主義就出來了。這個心臟老是給他的腦海發出一個指令,説“我要”“我要”,但是,他也不知道心臟到底想要什麼。他拿定主意,到心臟的來源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他來到了中國。她對中國的描述很有意思,就像是我們對外國人的那種描述一樣。我的意思是她可能故意帶有一種刻板化的方式,説中國人都長着一樣的臉,分不清誰是誰,其實我們初看外國人也是這樣的。

核心的情節很有意思。他找了一個小戰士帶路,去爬一座山。山上有座廟,廟裏有個老和尚,這個老和尚是一個智者。換了心臟的主人公覺得應該向老和尚請教他的心臟為什麼這樣躁動不安,他的這顆心臟來自這片土地究竟意味着什麼。一開始,老和尚跟他説了幾句話,小戰士翻譯,他還勉強能聽懂。可到後來,這個老和尚突然變得特別激動,説了很長一段話,這個小戰士根本來不及翻譯。他只能一直在那裏聽老和尚説他不懂的中文,聽了很久,直到最後他太太拽着他,説走吧,才把他拉走了,但他還有些依依不捨。小説結尾,從此之後他們重新過上了歐洲人那種刻板的生活。

這裏面有一種特別讓人放不下的東西,從故事角度來説,我們想要知道這個老和尚到底説了些什麼。實際上,她從故事層面延伸到了比喻層面,就是説,這個老和尚講的東西可能就是不可言説的,就像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説的,“對於不可言説的事物,我們要保持沉默。”尤其在中國的東方智慧裏,存在着一種語言上的不可翻譯性,這裏面就藴含着她對這個世界混沌的一種看法,她對如何真正去了解這個混沌的世界是抱有疑慮的。

小説《變形中心》裏有一個亞洲人——主人公不喜歡那個醫生,但那個醫生恰恰就提出了跟託卡爾丘克在諾獎受獎詞裏相同的觀念,代表着某種東方的智慧。那個醫生跟主人公説:“為什麼人跟自然要這樣割裂開來?”我們知道西方的觀念裏,人是萬物的始終,人和自然是割裂的。這個醫生問主人公,為什麼你覺得一隻鳥和一棵樹的差別要比一個人和一棵樹的差別小呢?實際它背後就是中國道家説的這種齊物論,或者佛教所説的平等觀、無差別觀。萬物是無差別的,這種東方思想也滲透在託卡爾丘克的小説當中,這也體現了她的博雜。她沒有固守在西方的立場上,她有一種全球文明的立場。她對於東方尤其中國充滿好奇。她在中國古老的智慧中尋找着能改變未來世界的某種東西。我們讀到這些,對我們去思考中國跟世界的這種關係也有很多啓發。

《人類的節日年曆》這篇小説確實比較晦澀。很顯然它是發生在未來的一個科幻故事,這個科幻不像劉慈欣的硬科幻,情節上讓我們看得特別爽、特別清晰,她這個比較混雜,她所探討的問題比較多,就是探討人類對於時間的認識。小説名字裏提示了“人類節日年曆”,我們知道其實節日對於古代人來説特別重要,因為每一個節日實際上都代表着一個有着共同文化認可度的族羣跟這個自然世界發生了深切的關係。節日對人類來説是一種儀式,這種儀式讓我們的人生有更大的秩序,這種秩序跟自然萬物的秩序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特別重要,它讓我們活得特別安穩。春種秋收,人們一年一年地度過人生,特別安穩。當我們走到老宅子裏面,比如參觀故宮,我們就知道故宮的建築是根據我們對宇宙的認識建造的,天圓地方,坐在屋內的是“天子”,那中軸線象徵着無限的權力,而門窗要遵循坐北朝南的理念,讓陽光要照進屋內。也就是説,我們的建築完全跟自然萬物和諧相處。今天這個時代,我們的節日都是購物狂歡節,硬生生來了一個“雙11”,後來又硬來一個“雙12”,後面還有“6·18”,都是同類性質的東西,從根本上是沒有意義的,跟自然萬物失去了關聯。以往那些節日卻在我們的生命中被慢慢淡化了,我們用娛樂取代了虔誠。

我們中國人在歷史上是一個很會過節的民族,我們有一套完整的“天地神人”秩序,提供了一種類似宗教的功能。但這種精神秩序現在解體了。我們今天的生活為什麼這麼累、這麼可怕?因為我們跟這個世界發生了某種剝離,我們被某種東西給裹挾了,我們的生命出現了問題。很多年輕的生命本應該如花朵般綻放,結果卻找不到意義,以殘酷的方式毀滅自己,這些都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跟自然萬物、宇宙的秩序剝離開來了。

《人類的節日年曆》裏的每一章都以一個季節作為標題,所以它有時間的節奏感。我們實際上也特別渴望迴歸某種精神秩序,如果説中國文化在未來要有某種復興,我覺得指的就是這種精神秩序,或是在此基礎上對於精神秩序的再建構與再發現。這種精神秩序能夠重新規劃我們的生活,只有這樣,中國人才能給人類文明提供一種新的東西。中國人作為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民族,所能提供給世界的應該不僅僅侷限於當下的技術創新,它當然非常重要,但我們肯定要提供更加深遠的東西。

我看到小説《綠孩子》時,心想她怎麼也寫了綠孩子?我寫過一個科幻小説《行星與記憶》,幸虧已經發表出來還獲獎了,要不然會有“影響的焦慮”。當然,還是很不一樣的,我裏面想象了一個遙遠的外星,叫庫星,庫星上有一類光合作用人。光合作用人就是綠色的,他們不用吃飯,跟植物一樣靠葉綠體的光合作用生存。我那篇是科幻的,而在託卡爾丘克這裏,這個綠孩子來自波蘭的歷史傳説,甚至有一種童話色彩,很美。

託卡爾丘克有一種詩人的氣質,這應該跟波蘭的文學傳統有關。波蘭的歷史上出了很多偉大詩人。託卡爾丘克因探索“越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作品而獲獎,她是諾獎歷史上第15 位女性、第5 位波蘭作家。在這五位中,詩人就佔了兩位,一位米沃什,一位辛波絲卡。波蘭的文學傳統跟這種詩歌傳統是密不可分的,這也體現在託卡爾丘克的小説寫作當中。詩歌要用最短的篇幅很快地擊穿屏障,來到核心場景裏面,感覺到勢不可擋的詩意。事實上,託卡爾丘克本人也寫詩——

“隨風飄飛的詞語……

我們拋擲它們,它們也經常與我們在一起。

詞語……

我將赤足在上面經過。”

——《詞語》(汪劍釗 譯)

她的短篇就是這樣子,有種勢不可擋的詩意。看她的短篇,就像看一個人在房間的牆壁上釘釘子,釘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對她的閲讀有這種快感在裏面。我説她把現實和神祕給釘在了一起,這裏所説的神祕實際上包括那種形而上的精神層面的事物。

文學發展到今天,如果不想過度市場化,那麼該往哪裏去?託卡爾丘克的故事有一種子彈般的力量,一個個故事像子彈射向社會方方面面的細節。她這種發掘細節的能力,不是傳統文學裏面對一個人或事物的刻畫能力,比如説眉毛是什麼形狀、眼睛是什麼形狀,她寫下的細節是對於當下這個世界之祕密的發掘。我們在小説中要捕捉到這種祕密的細節,才能獲得詩的力量。